否则，在人民民主专政的逻辑下，也可以推导出行政审查司法的正当性，因为行政在实现专政目的意义上要比司法更优越。

无论是统一《行政法典》，还是单行的行政法规范，其本身就意味着某种行政法规范体系。行政法典化面临行政关系广泛、行政关系不稳定、行政法理论不成熟等技术障碍，以及对行政法典化的现实意义认识不足、现行立法思路制约等非技术障碍。

这里面也有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专业支撑度不足的，比如说行政程序立法的搁浅，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而行政程序法相关研究未能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此算来，行政法202件，占总数的70.6%。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法典一直是行政法学人孜孜以求的梦想。这种规律表明，对于法律制度设计来说，容许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liv] 同前注[37]，汉斯·J.沃尔夫等、高家伟书，第9页。

[li] 同前注[12]，南博方、杨建顺书，第4页。行政法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典，也难于制定统一的法典，这是行政法不同于刑事法、民事法以及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使从学理角度认为次级制裁符合安全例外等条款，也不能就此成为一国干涉别国主权的合法依据。

根据行政程序法，因行政行为而遭受法律上的错误待遇或受到不利影响或侵害的主体，有权对该行为提起司法审查请求，因此受制裁主体有权提起诉讼。反过来说，针对制裁提起的宪法审查可以从美国宪法理论和判例出发，尝试提出受制裁主体拥有实质性正当程序权利的诉求。第三，其他国家的一些受制裁主体会同时在国际司法机构、欧盟有关法院、美国法院针对美国的制裁提起诉讼，这些测试案例也将成为涉港制裁中受制裁主体自发的个别性反制措施，可以与其他反制措施综合运用、相互补充。就香港自治法而言，也可以视为国会企图通过制裁立法主动制衡总统权力的结果。

香港自治法延续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建立的制裁机制，第5、6、7条进行了细化规定以认定为中国未履行《中英联合声明》或《香港基本法》所规定的义务提供实质性协助的外国人及外国金融机构，并对其实施制裁。美国法院能否对美国所谓涉港、涉外立法及制裁措施的性质作出依循其宪制和理论逻辑的恰当判断，能否真正体现公平和正义，也是对其自身法治精神的一个重要检验。

在实践中OFAC从没有公开承认过自己存在指定错误的情形。香港政策法的实质内容可归纳为三个部分。其一，较为合适的受制裁主体。在KindHearts v. Geithner案中，法院驳回了关于IEEPA和有关行政命令在适用上和表面上都存在模糊的各种主张。

有的研究仅对美国单方制裁的法律体系进行了描述，整理了国会立法、行政机构的实施条例以及司法判例几种可能提供救济的渠道，但并未实质地讨论相关法律体系及制裁措施的合法性问题。（三）宪法救济方式：根据美国宪法的宪法审查 对制裁的司法审查，除可以根据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提起诉讼外，还可以根据美国宪法有关条款提出违宪审查，即质疑制裁决定及有关立法的合宪性。尽管在美国行政和司法体系中挑战制裁较为困难，但本文认为根据各类方式和主张辨明其挑战难度，不仅能够在理论上阐明这些所谓制裁的非法性，也能够在实践上探索寻求救济的可能性。Al Haramain Islamic Foundation Inc案和KindHearts案只分别适用于这些法院的管辖范围。

虽然在方式上受制裁主体并未受到限制、尽可提出要求，但是否能得到从OFAC名单上除名的结果，在本质上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政治考虑，对于涉港制裁来说，通过这种方式除名基本上不可能。2020年香港自治法进一步细化和强化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制裁机制。

在Zevallos v. Obama案中，原告提出财政部的制裁决定违反了其实质性正当程序权利，而法院并未支持这种诉求，认为实质性正当程序只禁止极为严重的政府不当行为（egregious government misconduct），即涉及国家官员由于严重不公以至于构成由个人或团体的敌意引发的对国家法律的实质性侵犯或故意藐视法律而阻碍了重要的个人或财产权利。但这一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充分讨论与回应

在《行政处罚法》制定施行后，行政程序立法被提上日程，学界先后提出了《行政程序法》的体例结构，新的体例结构，立法建议、建议稿及其说明。行政法不能有统一的法典，这是由行政法、行政乃至国家和社会的规律所决定的。[lv] 参见同前注[11]，杨建顺书，第41-42页。同前注[12]，南博方、杨建顺书，第10页。[lii]行政法的成文法性，要求必须以成文形式明确规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10多年之后，行政法典化应当更加注重立法质量，最为关键的是要做到稳扎稳打、可持续发展。

行政法的对象、内容、体例、体系等比较难以把握，尤其是在行政领域扩大、行政事务更趋复杂化、多样化的情况下，加之理论深度和知识广度等因素的制约，难以将分散、庞杂、数量众多的行政法规范统辖归于同一法典，即便勉强将当下能够掌握的归集于其中，该法典的先天不足也是不言自明的。这是由行政自身的规律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总体看来，以各单行法律的形式来推进行政法典化的主张和做法，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行政立法的鲜明特色。尤其是可以通过行政法典化更好发挥行政法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有利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了解公法基本规则，更好地了解和维护自身权益。

[xlvi] 同前注[11]，杨建顺书，第37页。不将这些纳入其中的话，将无法顾全行政法的极为广泛性，因而损害行政法的完整体系。

这样，既符合行政法本身的规律，也能回应客观需求，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所要求的那样，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lvi] 参见鲁鹏宇：《论行政法的观念革新——以公私法二元论的批判为视角》，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5期，第51页。而将其具化为在2030年左右最终实现编纂完成行政法典的梦想 [xxvii]，则不具有现实可行性。[xxiv]在充分认识行政法典化之广泛性的基础上，需要将行政法典这个术语加以限定，以排除作为其终极形态的统一完整型法典，而指向作为某领域、某阶段或者某层次的法规范。

[iii] 参见周新铭：《国外行政法典的编纂情况和动向》，载《法学杂志》1985年第1期。而行政的多元性、复杂性、方针政策性和发展变化性等特点，往往会导致以追求完整有序行政法体系为目标的行政法典化工作陷入被动，从而难以推进行政法的健康发展。

[xxxvii]行政法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典，并根据行政需要不断发展变化，其稳定性差、政策性强，既无可能，也不必要制定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统一行政法典。江必新：《迈向统一的行政基本法》，《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

[lvii] [德]奥托#8226;迈耶著，刘飞译：《德国行政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页第一版前言。[xxii] 王贵松：《我国行政法法典化路径》，载《法治日报》2021年2月26日第5版。

它不是纯理论问题，也不宜纯粹将其交给立法实务者随意切割、分配。美浓部达吉借鉴奥特·玛雅的行政法学，创立了日本行政法学，确立了总论、各论（分论）二元架构的行政法学体系。制定行政程序法也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根据实践情况长期努力推进。故而应当以科学的行政法学体系为基础，确立并坚持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救济法的行政法学体系，结合目前既有单行法和相关政策，既有编纂，又有创新，最终构建科学的行政法体系。

推进《行政程序法》和《行政组织法》的立法工作，主张制定《行政法总则》《行政法通则》或者《行政基本法》等法律，将行政法典相对化为行政法典化，进而具体化为某个或者某类法律，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是可取的，总体来说是值得肯定的。环境资源法等部门法的法典化推进活动[ix]，也给行政法之法典化讨论带来冲击。

而各种主张对于必要性的认识和强调皆是以广义的行政法典为背景的。[lii] 同前注[11]，杨建顺书，序第1页。

对于实务推进来说，则反映了人们对所讨论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有待深入论证探讨。如果一定要说有联系的话，那就是反而有助于降低立法成本，机动灵活应对各种各类立法需求，填补立法盲区。